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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北京大学校长——马相伯(朱开敏主教之二舅父)

 

《一》

(1840-1939年)   原名建常,改名良,字相伯,教名若瑟。江苏 丹阳人,中国负有盛名的天主教学者、政治活动家和杰出的教育家。


  父亲行医兼营商,世代信奉天主教。受家庭影响,清咸丰元年(1851年)入上海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现为徐汇中学)读书,学名马斯藏。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耶稣会小修院(耶稣会初学院) ,后入大修院, 研习文学、哲学、神学与天文等。九年获神学博士,并成为耶稣会士。十三年,任徐汇公学校长兼管教务,教学之余,研究哲学及数理科学,译作数百余卷。光绪元年(1875年) ,专门研究天文、数学。因遭同会的外国传教士猜忌,于二年退出耶稣会,由兄建勋荐于李鸿章,派往山东调查矿务。


  七年,任驻日使馆参赞和神户领事等职,次年到朝鲜任职。后任台湾巡抚幕僚。十八年,再到日本,任长崎、横滨等地领事及驻日使馆参赞。二十九年,他在上海徐家汇毁家兴学,创办震旦学院,自任监院。三十一年,再创办复旦公学(即复旦大学前身) ,自任校长,延请于佑任、邵力子等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 ,出任江苏都督府外务司长,代理北京大学校长。


  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已90高龄,仍呼吁"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并提倡民治及人民自救,发起组织"中国民治促进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及"江苏国难会"等抗日救国组织。24年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同胞书》后,他与沈钧儒、邹韬奋等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25年,与宋庆龄、何香凝等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时年已95岁,仍发表文章与演讲,勉励同胞共赴国难,被尊为"爱国老人"。


  26年3月,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七七事变"后,应李宗仁邀请去桂林。著有《国难言论集》、《新史全编直讲》20卷、《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圣经与人群之关系》、《宗教文化》、《宗教在良心》、《宗教之关系》、《信教自由》、《圣经绎义叙》等,还为民国《江苏省志》写过宗教文稿。在98岁时仍将《救世福音》一书译成汉文。28年11月4日病逝越南凉山。中国共产党对马相伯老人的评价很高,他逝世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曾联名电唁其亲属。解放后,他的灵枢由人民政府自越南迁回上海安葬。

 

 

    马相伯(1840.4.17-1939.11.4)中国教育家、复旦大学创始人、爱国人士、耶稣会神学博士。原名志德,又名钦善、建常、绍良,改名良,字斯藏,又字相伯、湘伯、芗伯,以字行,别署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

所受教育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清道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 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约瑟。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从事洋务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屡屡上书朝廷献策,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并与弟建忠合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遂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参加革命

  光绪二十八初冬,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由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他曾号召:“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郎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前此,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

创建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1902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革命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在南京任都督府外交司司长并代理都督,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 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字,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晚年时光

  虽年近百岁,马相伯仍一次又一次进行抗日广播演说,一次又一次参与组织民主集会。正如他的弟子、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相伯先生所以能享大年,中国所以永存于世界,都在此。”面对此殊荣,马相伯却有些落寞。寿辰之后不久,胡愈之等人来访,交谈中马相伯沉痛地说:“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叫醒中国人。”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

  当年风靡中国的《良友》画报,历来凭借时髦的封面女郎吸引读者,却在马相伯百岁大寿那一期,以他的照片做了封面。此刻,这位老人俨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象征。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其著作大部被编入《马相伯先生文集》。

 


《二》

前言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出现过一位传奇性的人物。说是“传奇”,不是指有什么曲折生动的故事情节(这种故事可能包含某些不真实性),我写的是一位历史人物的不平凡的一生,说的都是事实。而由于那么多的“突出”点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姑且名曰“传奇”。一位非常突出的人物,并且距离我们并不太远,可惜现在已很少有人提及他了。此人是谁?此人就是中国著名学府复旦大学的创始人马相伯先生。


   突出就突出,又为何非要说是传奇?等你看完本文,你可能会容纳这一点。突出到了传奇的程度,所以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传奇了。再说,本文的重点在于写马相伯先生生平的突出点,而写其传记则在其次。如要写马相伯传记,则必须得有博学鸿儒,如椽大笔,方能担此重任;而在下区区,只能大致勾勒其轮廓,不敢自称为写其传,姑且以传奇名之。当然,如果你认为这根本不算传奇,那也未始不可。何以名之?暂就以“传奇”名之,有侍读者、专家和高手指点。
  
一、与近代中国同龄的长寿者:


   一八四0年四月七日,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初六,马相伯诞生于中国江苏省丹徒县(今镇江)。说来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同一天,在欧洲大陆英吉利海峡彼岸的英国伦敦,当日也发生了一件大事:英国议会开会,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的内容直指中国,就是同意女王政府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过了两年,一八四二年七月,英国军舰已驶进长江,攻占了镇江。接着,道光皇帝被迫同意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这是清王朝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第一份不平等条约。历史上,通常是把这次鸦片战争说成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因此,也可以这样说,马相伯是中国近代的同龄人,中国近代史开始的一天,就是马相伯的诞生之日。

   而马相伯又特别长寿,他整整活了一个世纪,从一八四0年到一九三九年,他实足活了一百岁。单单在清王朝,他就经历了五个皇帝的统治(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溥仪),辛亥革命(1911年)时他已经七十二岁了。从1912年I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起,又在共和体制下经历了历届总统、主席和总理,以及军阀割据时代的执政、大元师、总司令等等。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马相伯在越南谅山去世。活到一百岁的政治家可以说从古至今都很少见,而从政时间之长久,也应该说在同时代人中唯马相伯称得上是名至实归的元老。

二、出生于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家庭


   马相伯五岁开始进入家乡的私塾学校读书,一位姓陶的老师教他读四书五经,一直读到十二岁为止。由于老师的讲解很不得法,引发了马相伯对四书五经的厌恶。同时,由于马相伯的父母都信仰天主教,,在母亲的指导下,马在家中也经常诵读《圣经》,并开始学习以《圣经》中的宗教伦理来处世为人。

   马相伯十二岁离开镇江到了上海,进入法国人教会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对各种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特别感兴趣。在徐汇公学几年的学习生涯中,除了出色完成学校所安排布置的功课作业之余,马相伯还不断学习法语及拉丁文,又经常诵读中国古文。他最欣赏的中国古代文人,是北宋的苏辙。到了十八岁,马相伯在徐汇公学毕业,获得圣学奖赏。并留校任教授助理工作。当时,法国驻上海领事欲聘马相伯为领事馆秘书,遭到马相伯婉辞。


   马相伯二十三岁时进入耶稣会,任上海徐家汇耶稣会初学院修±,同时在院中任专务神工。学习天文学,对中国及西方国家的数学也不断专研。总而言之,在耶稣会的几年,不仅学习了神学和经院哲学,而且还学习了中国文学、哲学和拉丁文学,以及上面所说的数学和天文学。马相伯三十一岁时经过耶穌会通考,获“特优”证书,并获神学博±学位。一开始在安徽和江苏等地教会传教,同时由父亲支持捐出家财数百银兩救助灾民。因此事,教会却与马相伯产生了矛盾。第二年,马相伯三十二岁,他回到徐汇公学,任徐汇公学(即后来的徐汇中学)校长。

三、退出耶稣会从政,从幕僚、外交官到顾问:


   一八七六年,马相伯三十七岁。这一年对马相伯来说是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他一方面退出了耶稣会,又辞去徐汇公学校长一职,而应山东布政使余紫垣之邀,前去担任幕僚。第二年,马相伯被委任为山东机械局总办。从此以后,马相伯登上了晚清官场中内政外交的舞台,他所担任的职务大多为幕僚、外交官及顾问等。当然,他当幕僚也不普通,他曾是李鸿章的幕僚。当顾问,曾经当过朝鲜国王的顾问。当外交官,他担任过中国驻日使馆参赞,中国驻日本神户领事。

   一八七八年,也就是清光绪四年,马相伯三十九岁。这一年,他结婚了,夫人是山东人。后来生育两子一女。同年,奉李鸿章命,调查山东矿务。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马相伯奉命随黎庶昌出使日本,担任使馆参赞一职。后来,又调任中国驻日本神户领事。在日期间,马相伯与日本维新派要人伊藤博文、大隈重新等交往应酬,并考察日本的民情风俗。半年后,因长兄马建勋病危,遂回国探视。未再回日本,被李鸿章留作幕僚。次年,又受李鸿章派遣,赴朝鲜任朝鲜国王的新政顾问。朝鲜的新政推行得并不顺利,军人发动军事政变,后来在中国军队的干预下才予以平定。因此,马相伯于一八八三年上半年离开朝鲜回国。回国后次年,李鸿章即派马相伯赴全国各地招商分局检查財务。

四、广见博识,足迹遍及欧美各国:


   在去了日本和朝鲜以后,到了一八八五年,马相伯又应台湾巡抚刘铭传之邀赴台,在台考察逗留数月。提出如何开发台湾经济,未被采纳,不久即辞去。


   一八八六年,领李鸿章之命前往美国,商谈中国向美方借钱建设海军事项。结果谈判顺利,且所借得之款数目超过预定的目标,这本是好事,但影响却适得其反,李鸿章因此受到朝廷怀疑,怀疑他是否与美方有什么私底下的交易,吓得李鸿章不敢再提借钱之事。马相伯也觉得很尴尬,自己主动提出贷款,美方热情响应,而且条件优惠,现在中方自己却又要放弃,这事如何向美方开口?于是不得不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不辞而别。马相伯离开美国前赴欧洲,先去英国,再往法国,在英国参观了剑桥、牛津等名校,在法国巴黎参观了罗浮宫和巴黎圣母院等名胜古迹。而且还在伦敦、巴黎等地体察政务民情。接着又前往意大利罗马,并去罗马教廷晋见教皇利奥十三世。然后又回到法国。到了一八八七年,马相伯由法国回国。


   从这一年到一八九七年,这十年间马相伯基本上都在上海生活,这中间他的家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八九三年,马相伯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在回山东老家探亲时,遭遇海难身亡。一八九五年,马相伯的母亲病故。而马相伯自己也因病在家中休息了几年。


   综观在晚清的官场中,出国并足迹遍及欧、美、朝、日者能有几人?而马相伯则为其中之一。

五、捐献大部家产,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信仰:


   一八九七年,重与教会建立了融洽的关系。马相伯将尚未成年的一双儿女托付给教会保育(夫人与另一儿子在海难中身亡,前已提及)。同时,捐出大部家产献给教会,让教会作为兴办教育之用。然后自己只身返回除家汇。次年,与弟马建忠合著的《马氏文通》一书完成。


   一九0一年,主持徐家汇天文台事务。同时,开始翻译圣经。次年,发表《开铁路以图自强论》,谓努力自强,必以开铁路为枢纽。

六、从不成功的政治家到成功的教育家和著作家:


   如果说马相伯在官场上的职务不算小,而且还担任过国王的顾问,算得上是一个政治家的话,那么,他也只能算是一个不成功的政治家。因为他始终没有掌握过实权,他长期担任的就是幕僚、顾问、参赞等职,领事也只当了不到半年。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成功了。他是中国迅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和著作家。


   一九0三年,马相伯出资在上海创办震旦学院,校址就设在徐家汇天文台内。手订章程,实行学生自治制。规定教师和学生以料学为主,并重视文学艺术,课程内不设宗教课。次年,即一九0四年,《马氏文通》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厚厚一册硬面精装,实乃煌煌巨著。

   一九0五年,震旦学院外籍教师联合起来强迫学生接受教规,马相伯支持学生,率领学生们离开震旦学院,,在吴淞另创复旦公学,任校长 ,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但马相伯没有抽回自己在震旦所投入的资金。同年,又被推举为丹阳商会会长。

   一九0六年,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政府的取缔令,掀起学潮。马相伯被派往日本安抚学生。抵日后,马相伯对中国留学生发表演说,其中有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名言,被张之洞看到了,张称马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七、公开批驳清朝政府借口所谓人民水平低拖延立宪的言论:


   一九0七年的夏天,马相伯在一家出版物上著文,针对满洲贵族为慈禧太后的假立宪诏书辩护的三大理由,遂条予以驳斥。


   第一他们说之所以不规定立宪的预备期限,是由于中国老百姓的水平太低,首先需要教育他们懂得什么叫做宪法。马相伯说:错了,老百姓的权利观念缺乏,水平低,正是专制烛裁和愚民政策的恶果,立宪本身就是要明确地告诉人民自身应该具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宪法不仅开启民智,而且能造就出新的国民;借口水平低而继续剥夺民权,其实是要老百姓永远当奴隶。

   第二是说制订宪法有西方先例可行,政府完全可以胜任,用不着通过普选召开议会。马相伯说又错了,因为人民只有通过普选选举出能够表达自己意向的代表参加制订和修改宪法,才能保障人民应享的权利和明确应尽的义务。


   第三又说立宪是政府的事,用不着报纸上说长道短,妄加评论。马相伯又说这也错了,须知报刊和议会都是沟通民意、监督政府的机构,是人民的耳目喉舌;拒绝实行新闻自由与拒绝实行议会民主都是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民在政治上永远成为盲人、聋人和哑巴。马相伯的这些驳论,明白、简洁、有力,落地有声。

八、为官如匆匆过客:


   清宣统二年,也就是公历一九一0年,马相伯继续任复旦公学校长。“资政院”设立,马相伯列名于江苏省的民选议员名单上。次年,辛亥革命爆发,复旦公学由吴淞迁无锡,复迁上海,并改名为复旦学院。后因故停办一年,复校后即改名为复旦大学。时至今日,复旦大学不仅为中国著名学府,且在世界名校之林,也有它的一个名字。


   民国元年(1912年),马相伯曾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南京市长、江苏都督府外交司长、江苏省代理都督等职。但他当官都为期不长,一般都只当几个月,最长也不超过半年,就因各种原因匆匆辞职了。

   一九一三年,李登辉接替马相伯任复旦大学校长之职。从此,马相伯脱离复旦校务。同年应蔡元培之邀北上,任北京大学校长,但当了没几个月,又匆匆辞去。袁世凱知道他来了北京,就邀请他和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王闿运、刘师培、严复、杨度等八位著名人±列席“中央政治会议”,并委任他为约法协会议员、总统府高等政治顾问、参议员议员等职衔。这时,他的《新史合编直讲》一书出版。


   一九一四年,袁世凱支持祀孔仪式,马相伯发表《一国元首应兼主祭主事否》一文,抨击和批评袁世凱违背民国“约法”。

九、笔力雄健的政论家:


   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事先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如在一九一五年召开参政院会议,举行所谓的实行君主立宪的投票表决。结果当然是全体通过。据说马相伯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因为他也是参议院的议员。有人说马相伯对君主立宪未投反对票,也有人说马相伯公开反对君主立宪,而主张民主共和,并因此险遭袁世凯迫害,经化装成一老农才逃出北京城。但此说缺乏旁证。不论怎么说,马相伯绝对不可能拥护袁世凱称帝,这从他一系列的前后言行中可以得出此结论。


   到了一九一六年,马相伯与一些教友集会发表申明,反对北洋政府定孔教为国教,并联合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信徒,拥护实行信仰自由。这一年,针对北洋政府新颁布的“天坛宪法草案”,马相伯写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如:《宪法草案大二毛子问答录》、《书天坛草案第十九条问答录后》、《书请定儒教为国教等书后》、《保持约法上人民自由权》、《约法上信教自由解》、《宪法向界》等文,,除此而外,另写有《反对孔道请愿书》等若干篇。这些文章,其中有的是洋洋数万字的长篇大论,但都有条有理,思路清晰,辩证力强。其文章内容均反对以孔教立国,强调信仰自由为实现政治民主和保障人权的必要基础。

   这时的马相伯已七十七岁,但笔力雄健,仍能写出这一系列的政论文章,实属不易。这一年,是马相伯写政论文章最多的一年。

一0、隱居生活:


   从一九一七年开始到一九三0年,也就是说马相伯在七十八岁以后,基本上不再过问政治,一直在上海徐家汇过着隐居的生活。生活来源,由震旦大学提供。马相伯也是这所大学的创始人。


   但是,他的写作并没有停止,在这十几年中,他发表了《民国民照心镜》、《代拟北京教友上教宗书》、《五十年来之世界宗教》等文,并于1926年写成《致知浅说》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年,马相伯曾被任命为江苏省财政交代核算委员会会长,但由于军阀孙传芳占领南京,马相伯上任不久即辞职。一九二八年,震旦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马相伯以创始人身份到场发表演说。

   与徐允希合作翻译了《灵心小史》一书。

一一、积极参加支援抗日战争的行动: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二岁的马相伯也义无反顾地参加到抗日的洪流中去。他发表广播救亡演讲,出任了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领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组织了多个支援抗日战争的团体。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发表《国难人民自救建议》。


   派门生携自己所写《提议实施民治、促成宪政,以纾国难案》一文,赴洛阳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难会议”,文中主张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开放舆论……以释放全部力量来抗击日寇,文中不乏真知灼见,可惜未被采纳。又发起并成立中国民治促进会,江苏省国难会,不忍人会。

   加入了由宋庆龄和蔡元培建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成为核心人物之一。


   同年,《马相伯国难言论集》出版。次年,《马相伯国难言论集》增订再版。


   一九三五年,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仆等人在上海组织成立了救国会,九十六岁的马相伯出任名誉领袖,并发表了救国宣言。

   一九三六年,丹阳建立马相伯图书馆,捐赠中外书籍八千七百册。同年移居南京。上海新城书局出版马相伯的《一日一谈》一书。

一二、最后的岁月:


   马相伯在九十八岁的那一年(1937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家财都被他用来兴办学校和捐献给教会了,因此长期来都是依赖震旦大学每月提供的补贴而生活,但自从他搬到南京以后,震旦校方停发了补贴,马相伯断了生活来源。此事被他的学生于右仁知道了,就在蒋介石面前提及此事,希望蒋能给马相伯一个挂名差使,以使他有一个地方可以领取月薪维持生活。蔣知道马相伯是于右仁的老师,也早闻其大名,但蒋对马相伯在九一八以后的所作所为有所不满,特别是他曾公开通电支持救国会领袖七君子,曾经对于右仁说:“您的老师闹得太凶了,您去劝劝吧。”现在于右仁寻上门来,蒋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任命马相伯为“国民政府委员”。一方面因为马相伯是于右仁的老师,另一方面是由于马相伯当时在国内外的声望,蒋想以此籠络他,叫他当委员,也等于是给国民政府增光,也希望他不会再有发什么通电支持救国会的那种行为发生一一在蒋的内心里,大概就是这样想的。但对于一位年已九十八岁的老人来说,这顶“国民政府委员”的冠冕,除了能够每月领取薪水以维持生活之外,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七七事变以后不久,又发生了淞沪会战,日寇大举进攻上海,鏊战三个月,结果上海沦陷,然后,日军锋芒直指南京。马相伯一家不得不移地迁居桂林。

   次年,为了老师的安全,于右仁电邀马相伯前往重庆或昆明,但由于战事,无法从桂林直达重庆或昆明,只能绕道越南境内。在抵达越南一个名为谅山的集镇时,此时已九十九岁的马相伯病倒了,于是不得不停留下来,在谅山暂住。


   一九三九年四月分,国民政府发布褒奖令,全国各地也纷纷举行庆祝典礼,庆贺马相伯老人一百岁生日。各党派领袖也发电祝贺,罗马教皇也派代表前住赐福。但是,马相伯终於一病不起,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四日,病逝于越南谅山,享年一百岁。

   据说,在进入越南境内前,马相伯曾坚决表示不离开自己的国土,他的家人为了他的安全,不得不瞞他说前面还是中国的国土。所以马相伯在谅山的日子里,他始终以为自己是生活在中国的境内。

一三、逸事和妙论选(一)


   逸事1,见到过李秀成:据传1860年,马相伯当时二十一岁,某日他去一个教堂,曾亲眼目睹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正在里面作祈祷。李秀成的身旁,有一个信教的农民也在祈祷。祈祷完毕,那个农民问李秀成:“大王,您也信上帝念耶稣圣经?”李秀成虽然没有回答,但却向那个农民报以和气的一笑。这一幕给马相伯留下了深刻的印像。平日里清朝官吏对老百姓的态度如凶神恶煞,而今日身为忠王的李秀成却对百姓如此和善,怎不令马相伯感慨万千?


   逸事2,与袁世凯的关系:在马相伯去朝鲜担任国王顾问期间,曾在吴长庆(中国驻朝巡抚)的府上结识了袁世凯。当时的袁世凱还仅仅是一个低级幕僚的身份,是吴长庆看在与袁氏父辈有世交的情面上收留袁的。而马相伯与吴长庆则是朋友的关系,因此,袁对马相伯也极为尊敬,而马相伯也和蔼待之。

   有一天,袁世凱见无人在旁,就问马相伯:“前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不知该讲不该讲?”“请讲”,马相伯回答。“一个人究竟要作怎样的努力,才能够飞黄腾达、青云直上呢?”袁世凯问。“只要你用重金或者珍宝贿赂宦官,由宦官穿针引线叫你结识皇亲权贵,保证你能越级而升,就算做到巡抚、总督也非难事。”马相伯答。


   袁世凱果然按照马相伯所教的方法去做,立奏奇效,在不长的日子里,袁世凱由幕僚升为知府,又由知府升道员,更由道员而升至中国驻韩商务大臣。袁大喜,又去找马相伯,对马相伯说:“前辈所提建议果然见效,袁某感激不尽。……前辈对世事明察秋毫,,又为何不自己也去活动一下?”马相伯笑对曰:“我这个人能说不能做,所以始终是一介书生,掌握不了实权。”

   后来,当与人提起此事,马相伯说:“其实,一开始我也只是和袁某开一玩笑,谁知他竟当真去做,而且真的青云直上,真是始料未及。但是,像袁某这样的人居然当了民国总统,国事也无法预料也。”

一四、逸事和妙论选(二)


   逸事3,马相伯曾受山东巡抚余紫垣的委派,前往山东机械局任局长之职。这个局在当时说来规模也不算小,受马相伯领导的有二十位左右候补官员,三百名左右的工人,还有二百多名卫兵。马相伯到职后一心一意想把工作做好,他发现这个局的效益极差,差到令人发指的地步。所谓机械局,其实就是一家制造枪械弹药的工厂,但它十天才能造出一枝枪。三百名工人十天造一枝枪,马相伯感到又气又好笑,于是他竭力设法把效益搅上去。他看到该厂造子弹用的还是土办法,于是下令改用西法,这样造出的子弹又快又好,但成本肯定要高一些。马相伯把成本价上报户部:每斤火药三钱五分。户部批驳下来,说原来一向是每斤火药只要成本七厘,现在怎么成了三钱五分?不准。无奈之下,马相伯只好去找其长兄的朋友杨谷山,现任户部郎中,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五一十地向杨说明,请教解决办法。杨谷山一听,说:这事很好办,你只要把“斤”字改做“磅”字,再呈报上来,我包你批准。马相伯如法泡制,果然,呈报上去后不久,户部的回文就到了,说是“准如所请,实报实销。”后来,马相伯对人谈起此事,感叹曰:每斤(十六两)三钱五分嫌贵,不批,每磅(十二两)三钱五分倒批了,前清政府的官吏,昏愦糊涂至此,焉得不亡?

   逸事4,光绪八九年间,马相伯受李鸿章派遣,前往朝鲜协助该国实行新政改革。马到朝鲜后,首先着手编练新军,日日进行西洋操法。经一月余,居然步法熟练,军容气盛。但对朝政府本身实行各种改革时,却阻力重重,就连朝国王本人,对改革一事也是推三阻四,敷衍了事。再加上朝鲜政府内部分为两派:一派亲华,一派亲日,双方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毫无诚信可言。而且,当时朝鲜社会等级森严,全社会分为三等:贵族、±大夫、民。马相伯看到这一切,深知朝政府积垢沉重,暮气太深,无法挽回。遂决定回国。


   马相伯回到中国,到天津见李鸿章,向李报告在朝鲜所亲历之事。并向李鸿章提两条建议:

   一、 或由朝鲜自主,中国与它脱离关系; 二、或实行干涉,派干练钦差大员,率兵前往,作为真正有力的改革指导,这样才可能挽救朝鲜。李鸿章回答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他有二十年的寿命,何况朝鲜?”(不幸而言中,后来清亡于民国,朝鲜亡于日本)


   马相伯谈到这些往事时,说:“李中堂的话果然应验!”

一五、逸事和妙论选(三)


   逸事5, 在离开美国后, 马相伯前住法国巴黎。

   他一到巴黎, 法国大商人以为他是中国的大富豪, 都争先恐后地来和他结交, 欢迎他去他们的工厂或商店参观访问。其中有一位大珠宝商, 对马相伯声称自己店中有世界上最珍贵的钻石, 马相伯就应邀前往。


   到了目的地一看, 果然气势宏伟:五间阔大而壮丽的楼房, 房内四壁又皆是紫檀木的玻璃橱, 橱中阵列的都是价值数万的珠宝和钻石, 看上去光彩夺目。钻石中有三颗稀世珍宝: 最大的一颗有大鸽蛋那么大, 原来是镶在俄皇皇冠上的, 次一点的也有普通鸽蛋那样大, 原是镶在法皇皇冠上的, 最小的一颗也有栗子般大,,是镶在德皇皇冠上的。论品质, 是法皇的那颗最好, 因为它做工好, 据说单单手工费就值一百万, 加上钻石本身二百万, 共计三百万(当时的三百万, 约相当于今天的一亿二千万)。

   马相伯听了主人的介绍, 也表示大开眼界, 又继续参观了一些其他的珍宝, 就借故离去, 却没有购买任何物件。

   须知,马相伯身上只准备了一些差旅费,他哪里有钱去买什么珍宝呢!

一六、逸事和妙论选(四)


   逸事6, 在马相伯出任朝鲜国王的政改顾问时, 认识了国王的妻子闵妃。闵妃非常能干, 她是朝鲜亲华派领袖, 她的儿子已立为太子,是朝鲜未来的国王。

   闵妃不仅能干, 而且人长得非常漂亮, 马相伯曾这样形容她:“她实在是我有生以来所看见的第一个美人。她的身材适中,脸儿作鸭蛋形, 鼻儿高高的, 皮肤非常洁白匀润, 乌黑的头发, 态度也非常娴雅庄静。” 她曾经向马相伯请教, 如何培养她的儿子, 使自己的儿子将来能担当国王的重任, 不致为强邻所吞并, 因为她深知日本正在旁虎视眈眈, 危机四伏。马相伯向她建议: 必须把太子送往欧美留学, 因为这有两个好处: 一是如果日本攻占朝鲜, 太子不会落入日本手中; 二是若要对付强邻, 必须要有国际的眼光, 丰富的知识, 敏干的才能。


   闵妃听了深表同意, 但事后并未送太子出国, 这与其他朝鲜的当政者一样, 当时满口同意, 事后总拖拖拉拉, 并不实行。直到后来中日发生战争, 日本乘机攻占朝鲜, 并且活捉了闵妃母子。对于亲华派的闵妃,日本人当然不会放过她, 而且手段非常残忍: 把她用棉毯捆绑全身, 再浇上石油, 活活地把她烧死。而她的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儿子, 却居然被日本人封为傀儡“皇帝”, 没有一点思母之情。

   当闻之这一切时,马相伯对人叹曰:“可惜她(指闵妃)也逃不出朝鲜宫廷死气沉沉的环境, 卒之身死国亡, 而其子犹靦颜事人, 闵妃地下有知, 或要顿足而叹道: 悔不用老身之言!”

一七、逸事和妙论选(五)


   逸事7, 在同一学校既当学生又同时当老师: 马相伯八岁进入家乡私塾读书, 到了十二岁时, 没有向父、母亲道别, 就独自一人从镇江搭民船到达上海。那民船是用人工划的, 行的极慢, 在船上整整坐了十天。到了上海之后, 经亲友介绍, 进入法国教会所办的学校, 这所学校管吃和住, 开始全校只有四十名学生。

   由于马相伯学习成绩好, 再加上他在私塾四年所打下的中文底子, 在马相伯十四岁那一年, 校方任命他为助教, 教学生中文。这样, 他一面做学生,一面当教师。 到他十八岁那年, 在该校毕业, 但继续留在该校任助教, 并同时攻读神学。 这样的生活他一直过到三十一岁获得神学博±的学位为止。三十二岁, 马相伯担任徐汇公学(即后来的徐汇中学)校长。


   逸事8, 拯救一舱中国人的生命: 马相伯四十六岁时, 受台湾巡抚之邀, 由广州乘船前往台湾。 马相伯乘的轮船名曰怡和, 是铁壳子, 極坚固, 般不会出事。谁知竟在福建海面出了事, 马相伯也险些丧生。原来该船船长面临退休, 这是他最后一次航程, 因此天天喝酒作乐, 结果乐極生悲, 一个粗心大意, 把轮船驶得一头撞在了一个岛屿附近的礁石上。为了避免涌漏进来的海水上涨, 船长竟下命关闭三等舱(即下舱), 这样, 那整个三等舱的中国乘客都将被淹死。

   当时住在该船头等舱的马相伯闻知此事, 当即挺身而出,厉声地对该船长说: 立刻开启三等舱的舱门, 如果不开, 必将去英国公使馆告他(该船属于英国公司), 船长觉得此人来头不小, 又会说一口英语, 于是不得不开启了三等舱的舱门, 使得整个三等舱的乘客得救。而马相伯同其他人一样, 在这艘搁栈于礁石的破船上待了三天,然后才被舢板船救出前住厦门。


  逸事9, 马相伯先生晚年日常饮食, 既简单又奇特: 某日, 一报社记者往访马相伯, 见老人正在进早餐。 他的早餐顶简单的: 两个鸡蛋打碎用筷子调匀一下, 然后用开水冲一大碗; 喝完后, 再进苦咖啡一杯、饼干几片, 食毕,再进香焦一只。

   早餐完毕。记者问老人, 午餐和晚餐又吃什么? 马相伯回答说:和早餐一样。马相伯时年为九十六岁。

一八、逸事和妙论选(六)


   妙论1, 在第一个黄花岗纪念日上的讲话: 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又说“人必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 这两节话皆是做革命党的必要条件。但前一节的三句话, 并不是并排的, 而是说要不为威武所屈, 就要贫贱不能移, 然而贫贱不能移, 我们还可以做得到, 至于富贵不能淫, 便非有伟大的精神不能, 所以这一层工夫最难。

   以上三者都是消极的革命精神。但是若果不具这三种精神, 便休想积极奋斗, 所以“人必有所不为”就是这三句的注脚。有了这三种“不为”的精神,才可以做有为的革命奋斗。


   黄花岗七十二雄鬼就是这种精神的最好榜样!……

   妙论2, 对清皇室及慈禧太后的评价: 某日, 天津《益世报》的记者往访马相伯, 双方交谈甚欢, 当话题不经意间提到清朝末年的统治者时, 马相伯说:“……旗人上自王公下至±大夫终日无所事事, 甚至在戏园中过生活。光绪皇帝的父亲是一个代表, 他常在戏院听戏, 大腿跷到二腿上,,闭着眼睛,,一手敲着大腿, 拍着板儿, 跟着戏台上哼个不歇。所以他们的知识都是从戏台上得来的。


   慈禧太后更妙, 有一天她夸奖她所亲信的勇将说:‘你是我的黄天霸!’你说可笑不可笑?……”。

      妙论3, 对“良心”的分析: 某日, 一记者问曰:“良心究为何物? 如何表现?”, 马相伯答曰: “良心随处可以表现, 譬如强盗, 他为什么要带枪刀, 因为他知道, 他的行为要遭人激烈反对的, 人人得而诛之, 所以他不能不带武器自卫, 从反面看来, 就知道强盗也有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 即良心也。妓女也有良心。她固然知道, 以她的肉身供人欢乐, 博得金银以自活, 然而必于私室行之, 若当众宣淫, 则虽在妓女, 犹必拒绝, 这便是她有羞恶之心。羞恶之心, 也良心也。”

一九、逸事和妙论选(七)


   妙论4, 赞扬杜甫的描写天才:马相伯最钦佩杜工部的诗, 一日,有记者来访, 偶而提及唐诗, 马老便滔滔不绝地谈起了杜甫:“杜甫的诗可算无奇不有 ,而他的描写天才更是独步千古。他的这种技术实在妙不可言! 譬如, 他的赞马的诗, 把马的状貌神态都一一描写入微……例如他的《房兵曹胡马》:

   胡马大宛名, 锋棱瘦骨成。
   竹批双耳峻, 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 真堪托死生!
   骁腾有如此, 万里可横行。


  头一句开门见山, 说明此马的来历, 第二句便把马的骨骼先行打了一个轮廓, 第三句紧接着第二句, 在外形上我们已经得到了满足的解释, 妙在一个‘批’字, 十足地显出了马的双耳是何等‘峻'。但是没有第四句 ,此马也不过徒有其表而已, 这一句的妙处全在一个‘入’字, 有一‘入’字则马快于风, 已在言外, 而第五句的一个‘无’字, 把胡马的卓荦不群, 目无万里的精神, 表现得毫发无遗,象这样的马不仅是人们代步的良好工具, 并且已成了人们可托以‘死生’的忠实朋友。然而此等名马往往不遇识者, 伏枥以没, 怎能不令人洒一掬同情之泪! 所以, 杜工部又有《瘦马行》一诗:

   天寒远放雁为伴, 日暮不收乌啄疮。
   谁家且养愿后惠, 更试明年春草长。


  此种情景恰与‘真堪托死生’相反 ,然可互相发明, 所以老杜的作品, 命意, 布局, 造句, 处处都登峰造极, 其描写天才, 尤令人警心动魄。”

二0、逸事和妙论选(八)


   妙论5, 对西方近代各国元首在学问上的评论: 近代西方各国的元首一般都有大学问, 就以拿破仑来说, 首先他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军事家, 同时也是一位卓有能力的政治家, 他亲手写定法国的民法, 这部民法后来为世界各国所仿效。他曾想到法国的AKademie去做一个学员, 虽被拒绝一一西方学术团体之严格由此可见, 但其好学之精神可见一斑。拿破仑第三发明过探海灯、海上测距离的表尺等科学仪器, 写过不少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他如美国前大总统威尔逊, 英国前总理麦克唐纳, 苏联的开创者列宁, 都是著作等身。他们在政治立场上或许有很大的不同, 然而对于学问都有很大的研究与贡献。

   妙论6, 对中国历代元首在学问上的评价: 中国的历代元首, 实在可怜得很。秦以前我们不说了。汉高祖本是一个大流氓, 自然谈不到什么学问, 项羽是一个粗卤丈夫, 更谈不上学术。至于汉武帝、唐太宗, 虽然有些事功, 然而我们也找不出他们自己有什么学术的研究。明太祖也是一个草泽英雄, 后来功成业就, 虽然相传凤阳明陵的碑文(此碑文是一篇出色的文字)是他自己做的, 然而除此而外我们就绝对找不出别的什么学问上的成就。数来数去, 只有一个魏武帝(曹操)是一个著作家的元首, 此外真正懂得文学的, 那就要算是武则天了。清朝的康熙虽然会写几个字, 会诌几句诗, 实在不成个东西, 够不上说著述, 说起来实在可怜! 有人说, 唐太宗、康熙皇帝也有许多御制的东西, 但那些东西都是假手于人的, 不能说是他们自己的本领。中国的君主都是安坐而食, 一点事不做……这也是受了儒家的影响, 因为儒家主张“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劳力, 终生无休息, 而“治人者”却是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 所以“脑满肠肥”, 蠢如鹿豕! 真正可怜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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